“乡土中国”的时代新貌

“迤递三千里，江山一卷横。”六百余载光阴流转，元代名家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居图》，勾勒了中国人对诗画田园的憧憬与向往。然而，这画卷之外的“乡土中国”，曾经是群山锁困、沟壑纵横的贫瘠形象，在“望山跑死马，望村跑断腿”的叹息里，深藏着世代农人对丰衣足食的灼灼渴望。

置身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乡村蕴藏着社会变革深沉而蓬勃的力量。在党的带领下，广大农民觉醒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投身中国革命的历史洪流，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命运，也改写了乡村和农民自己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乡村迎来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开展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掀起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开展全国性扫除文盲运动，发展普惠性农村社会事业……第一次真正成为乡村主人的农民，以极大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建设着自己的家园。改革开放的“一池春水”也从农村开始激活，比如确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系列创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此后，我们党确立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农村工作方针，彻底废除了延续2600年的“皇粮国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

新时代的曙光穿透层峦、照亮乡土，一场关乎民族根基的伟大变革在阡陌间铺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扫千百年来“小康何敢望，生计且支撑”的喟叹。无数曾经深陷贫困泥沼的村庄和家庭，彻底告别贫困，稳步踏上小康之路。放眼全国，从秦岭深处到高原之巅，从长江之畔到黄河之滨，一个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点缀其间，一幅幅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正在广袤的乡村大地徐徐展开。

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四好农村路”沟通城乡、连接市场，250余万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纵横蜿蜒，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路，通5G的行政村占比超过90%。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达94%，电力网用户平均供电可靠率超99.9%，清澈的自来水汩汩流进千家万户，曾经沉寂的夜晚被太阳能路灯温柔点亮。农村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76%左右，对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保持在90%以上。青砖黛瓦的民居与生机盎然的田园、清澈见底的河流相映成趣，一个个风景优美、环境舒适、交通便利、设施完备的宜居乡村被更多人看见。

产业发展活力涌现。当前，农村创新创业环境不断改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传统农业加快转型升级，农用无人机飞越青苗，智能传感器实时收集土壤信息，大型农机不知疲惫地高效耕耘，“新农人”在田间地头大秀“科技范儿”。特色产业蓬勃发展，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约18万亿元，全国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登记总数达8.2万个，3000多个区域公用品牌晋升“名品”，一大批小而精、特而美的优势特色农业品牌受到“追捧”，让村里的“土特产”变成了城里的“香饽饽”。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方兴未艾，“村字号”“乡游”IP吸粉无数，采摘观光、农事体验、科普培训、康养保健等产业在一方乡土中竞相兴起，农产品乘“云”出村、收入顺“网”归家，“农业+”成为旅游和消费的新热点。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如今正通过电商直播、非遗传承、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将阡陌交通转化为致富坦途。

农民生活更加红火。农民作为乡村的主体，其收入、教育、社保、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状况直接反映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119元，同比实际增长6.3%，农民兜里鼓起来的不仅是真金白银，更是让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底气与希冀所在。衣，从穿暖到穿美、穿出时尚；食，从吃饱到吃好、吃出健康；住，从有所居到更敞亮、更宜居；行，从便利通畅到快捷舒适。更深刻的改变，在于公共服务持续优化。通过实施“特岗计划”，中西部地区22个省份1000多个县、3万多所乡村学校补充了115万名教师，知识的星火点亮乡村课堂；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水涨船高，从2012年的240元提高到2024年的670元，县域内常见病、多发病就诊率超90%，乡村两级诊疗量县域内占比长期保持在2/3以上，乡音乡情里守护健康；基本养老保险的网络继续扩大，参保率已达到95%，稳稳托底农民的晚年时光……“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愿景，正在跃动的数字和精准的政策实施里，化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文明乡风蔚然成风。“万民乡风，旦暮利之。”从农家书屋、文化礼堂到健身广场，农民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精神世界越发充实丰盈，移风易俗默默改变着生活底色，淳朴的乡情在新时代焕发光彩。“村BA”的篮球激情点燃夜空，“村超”的绿茵梦想肆意飞扬，“村晚”的舞台演绎自信与欢畅，“村跑”的脚步丈量家园的空间……各种乡土气息浓郁、农民喜闻乐见的“村字号”活动竞相开展，非遗技艺在掌声中焕发新生，礼仪风俗于展演里赓续传统。文化繁荣、大地流彩，乡村文明的新画卷正由农民自己挥毫泼墨。邻里之间，欢声笑语多了、“鸡毛蒜皮”少了，乡村社会的文明指数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不断攀升。

从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到乡村振兴的蓝图展开，中国乡村正进行着从“全面小康”到“全面振兴”的历史性跨越，经历着一场深刻而全面的历史性变革。这场变革不仅体现在物质条件的改善上，更体现在制度框架的完善、发展理念的跃升与内生能力的觉醒中。

脱贫攻坚成果如何巩固拓展

贫困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伴相生的社会现象，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顽疾。将其喻为“顽疾”，不仅因其治理维艰，更在于其易反复、难根除。正因如此，世界上许多国家至今仍深陷“贫困—干预—返贫”的怪圈，始终未能实现稳定、可持续的脱贫跃迁。究其根源，或因致贫原因的复杂性多样性，或因帮扶政策缺乏连贯性持久性，或因实现内生“造血”非一时一事之功，或因资源垄断与机会不公的痼疾难以撼动，不一而足。对我国来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也面临着诸多困难。比如，激发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绝非易事，一个地区长期贫困造成群众信心上的抑制、志气上的消磨、意愿上的减弱，需要持续正向激励才能逐渐消弭。再比如，现代产业发展越来越向产业链延伸、向多功能拓展，没有外部力量介入，单凭乡村难以完成这样的转型，有基础的乡村尚且如此，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就更为困难。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胜利的取得固然可贵，但巩固胜利成果才是最难的。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凯歌犹在耳畔，而“持”胜的考验才刚刚拉开序幕。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掷地有声：“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要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扶上马送一程。”扶上马，如何送一程？党中央审时度势，2021年作出设立5年过渡期的重大战略部署，强调过渡期内严格做到“四个不摘”，其核心目标在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的平稳、有效衔接。这一制度安排，既为筑牢脱贫根基、防范返贫致贫风险提供了关键缓冲，也为探索衔接路径、优化长效机制预留了宝贵的政策空间。

从2021年到2025年，过渡期行至最后一年。下一步怎么走，还需要客观分析、精准评估、正确对待。我们必须深谙消除贫困的复杂性、长期性与反复性，保持历史耐心与战略韧性，坚决把“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底线任务，将持之以恒的制度创新、能力建设和包容性增长作为其根本解方。

一是织密防止返贫致贫动态“监测网”。返贫致贫的风险，并非蛰伏于脱贫之后的某个节点，而是深嵌于脱贫过程的脆弱性环节之中，容易出现一边脱贫、一边返贫的动态交织现象。比如，有的脱贫户收入水平仍然不高，已经脱贫但不够稳定；有些农户过去不是贫困户但处于贫困边缘，现在有致贫的风险；还有些农户因病、因残、因就业不稳，收入大幅降低或支出大幅增加，也可能由此致贫。洞悉此险，应结合历史情况和现实要求，精准界定规模性返贫致贫的“警戒水位”，构筑起灵敏高效的“预警雷达”，通过农户自主申报、基层干部排查、部门筛查预警等方式，持续加强防止返贫致贫的动态监测，实时捕捉收入波动、医疗重负、教育压力等“涟漪”，精准识别突发重病、自然灾害、产业受挫等风险苗头。同时，将干预的端口前移，建立“风险识别—快速研判—精准滴灌”的响应机制，重点关注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等群体，在风险演变为现实前启动帮扶，避免“小病拖成大灾”。

二是建立长效化机制“防护栏”。要真正实现脱贫成果的可持续性，必须推动阶段性帮扶政策转化为长效化制度安排，确保各阶段目标与政策工具的无缝衔接，形成久久为功的治理韧性。过渡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特殊时期的超常规举措，审慎转化为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运行机制。面向未来，需以精准的“政策听诊器”对现有帮扶措施进行适应性评估，通过“延续—优化—调整”的动态校准，维系制度的连续性与公信力。在此基础上，构建常态化帮扶的长效机制，为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量身定制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完善央地垂直互动、地方横向联动、地方内横纵交织的帮扶运行机制，以产业合作、资源互补、劳务对接、人才交流等帮扶机制，推动帮扶方与被帮扶方的互惠互利。此前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做法，如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东西部劳务协作、就业帮扶车间、乡村公益性岗位、科技教育医疗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科技特派团、社会组织结对帮扶等，应坚持下去并不断完善。

三是培育造血式赋能“新引擎”。防止返贫致贫的根本，在于实现从生存型“输血”援助向发展型“造血”赋能的转变，通过激发脱贫主体的能动性，推动其从“脱贫客体”转化为“振兴主体”，完成“要我富”到“我要富”的认知跃迁。产业培育是这一转型的核心载体与制度枢纽。目前，全国832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了2—3个特色主导产业，近3/4的脱贫人口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联结关系，但产业规模小、链条短、技术弱、抗风险能力不强也是必须跨过去的一道坎。要分类推进帮扶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大技术、人才支持力度，组织开展技术服务、培训产业带头人等，推动帮扶产业“从有到好”，持续发展壮大，走出一条从“生存保障”到“发展赋能”、从“外部输血”到“内生造血”的振兴之路。

“行百里者半九十。”从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再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我们正处于制度变迁的深水区与韧性考验的关键期，尤需摒弃任何松劲懈怠的治理惰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持胜之道”，其精髓恰在于一个“持”字，持的是恒心，持的是定力，持的是温度。唯有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坚决守护好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方能使彪炳史册的脱贫伟业真正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城乡融合发展怎样推进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就是要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纵观人类现代化进程，能否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关乎现代化成败和乡村长远发展。西方比我们先进入工业化，也比我们先面对这个问题，其经验得失带给我们诸多启示和思考。其实，在西方历史的叙事逻辑中，城市和乡村始终是一对充满张力的矛盾体，城乡关系是一部关于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理性与蒙昧的对立史，城市被视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文明的灯塔，而乡村则长期被赋予了落后与守旧的象征意义。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甚至可以追溯到其词语本身。比如，在拉丁语中，“城市”一词源于urbs，特指拥有特定政治和法律秩序的聚居地，其派生词urbanus暗示着城市与文明、教养的内在联系。相反，“乡村”则源于pagus，意为“乡村地区”，其形容词paganus最初指“乡村的”或“乡下人”，而其在基督教兴起后甚至还有了“异教徒”的贬义。工业革命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城乡格局，却并未消弭这种对立，反而将其推向了新的高潮。蒸汽机和工厂的轰鸣将城市变成了现代性的熔炉，资本、技术和新的社会关系迅速聚集，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乡村则被无情地卷入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被城市通过非对称要素流动进行资源掠夺，逐步沦为城市的附庸，文化肌理与社会生态持续消解。许多西方思想家对这种城乡对立进行了探究和反思，比如卢梭对城市腐败的批判与对乡村“自然状态”的向往，尼采对城市虚无主义和生命力衰退的批判，齐美尔对城市生活“精神紧张”的洞察，等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关注城乡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以19世纪德、法、英等国城乡发展状况为主要依据，分析城乡分离与对立的原因及造成的影响，并指出未来城乡关系的发展必将以融合为历史趋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道：“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首次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概念，“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进行了长期探索。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工业化起步阶段，“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战略选择，客观上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之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按照“先农村、后城市”的改革思路变革生产关系，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国城乡关系深刻重塑，经历了从城乡改革调整到城乡协调互动的演变。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被写入党的文献，标志着二元对立结构的终结与城乡共生时代的开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更是将这一理念锻造成制度基石，为建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提供了根本依循。

城市与乡村，如同托举人类文明的两片互补拼图，承载着差异化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功能，共同构成了人类聚居生产生活的两大空间形态，是融合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唯有打破城乡对立逻辑、城乡二元结构，让乡村成为“有产业、有颜值、有乡愁”的重要发展单元，方能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城乡融合新图景。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后1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现在距2035年只有10年时间，完成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目标可谓时间紧、任务重，需要我们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加以推进。当前，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突破。

一是促进资源要素互通。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差距的主要症结在于生产要素流动的“肠梗阻”。城市集聚资金、技术，却深陷“资源过载、环境超载”之困；乡村怀抱土地、人力，却苦于“资金荒、技术荒、人才荒”之短。尽管我国城乡资源已经“双向奔赴”，但城市对乡村生产要素的“虹吸效应”较强，导致要素平等交换的“高速公路”仍未全线贯通。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必须破除制度壁垒，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一个以“人、地、钱”为核心资源要素的互通新格局。比如，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加大金融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引导和规范社会资金投向乡村生产生活，让闲置土地和农房在产权改革中激活利用，让金融活水更好润泽乡野。

二是畅通人员流动渠道。改革开放以来，人的自由流动是城乡融合最生动的注脚。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如候鸟般穿梭于城乡，他们为城市添砖加瓦，却常常因户籍等原因，在子女教育、医疗养老上无法获取同等待遇；乡村“熟人圈”、身份差异等造成的阻隔，使外来人才难以扎根，同时本土青年外流严重，导致乡村发展缺乏人气和生机。破解困局需要双向发力：在进城端，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打通落户、社保、住房等关键环节，使迁徙者落地生根；在返乡端，构建城市人才“下乡直通车”，健全乡村人才“引育用留”全链条机制，同步保障返乡就业创业人员享受相关权益，让归来者心有所安。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和农村流动的“两栖人”、候鸟现象，在我国现阶段乃至相当长历史时期都会存在。对此，要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在农民没有彻底扎根城市之前，不能着急断了他们在农村的后路，要让他们在城乡间可进可退。

三是促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当公共服务呈现“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镇—近郊农村—偏远农村”的阶梯式供给，乡村便成为公共服务最后到达的角落。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加强城乡基础设施的互联，这是城乡融合坚实的骨架。应当把城镇和乡村作为有机整体统筹规划，一体推进城镇和乡村规划、建设和治理，统筹布局道路、供水、供电、信息、广播电视、防洪和垃圾污水处理等设施，明确乡村基础设施的公共产品定位和产权归属，构建事权清晰、权责一致、中央支持、省级统筹、市县负责的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机制。与此同时，要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城乡教育、就业、文化、医疗、社保、养老、住房、抚幼等资源，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覆盖、向农民倾斜。

四是提升县域支点功能。县域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单元，它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是城乡融合的重要切入点。我国有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覆盖90%的国土面积及7亿多人口，丰富多样的资源禀赋为县域差异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千亿大县”不断扩容，县域消费“多点开花”，县域旅游强势崛起，“县域”二字越来越火，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词。为什么人们的目光开始向县域聚焦？根本上讲，这是由当前我国产业发展和人口流动的趋势决定的。我国大中城市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转变，一些传统产业逐步向县市转移。与此同时，农村人口跨省流动逐年减少，更多农民选择到县城安家定居，县城成为承载大城市功能外溢、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必须敏锐抓住这一重要窗口期，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要促进县域城乡空间融合，优化完善县域城镇开发、村落分布、生态保护等空间布局，大力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县域富民产业，构建以县城为枢纽、以小城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做大县域经济蛋糕。

40多年前，中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制度变迁起点，按下了改革开放的启动键。40多年后的今天，则需通过乡村全面振兴的制度创新，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中建构共生型现代化新范式，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这不仅是地理空间的缝合，更是文明基因的重组。当城市的创造活力与乡村的深厚底蕴相互滋养，当机械的轰鸣与稻浪的起伏奏响和声，这些都是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礼赞。

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唯物辩证法深刻揭示，事物的发展，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乡村振兴，绝非外力塑造的“盆景”，而是内在生长的“森林”。激发内生动力，正是要唤醒乡村的生长因子，聚焦自身肌体探寻发展的密码，让内部觉醒与外部支持同频共振，走出一条生生不息的现代化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内在活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因而，实现从“援助输血”向“自主造血”的内源式发展，方是乡村走向现代化的原动力与核心密码。

发展产业“强动力”。产业兴则百业兴，每发展好一个产业，就能带动一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当前，我国乡村产业链条短、品牌效应不强、同质化竞争严重等问题依然突出。发展产业要基于本地资源禀赋，做好“土特产”文章，突出差异化、特色化，向上下游延伸产业链。比如，福建沙县小吃以“一盅一箸”撬动全球味蕾，门店遍及79个国家和地区，让中华烟火气飘向世界；山东曹县汉服借“国潮”东风强势“出圈”，2024年年产值超120亿元，凭“一针一线”织就文化新名片……乡村不仅是衣食之源，还拥有迷人的生态风光、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洗眼润肺、疗愈心灵，要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要潜力、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形成复合型产业体系。同时，发展产业不能富了老板、丢了老乡，必须建立健全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在家门口就能“采撷果实”。

引育人才“添活力”。人气旺则事业兴，人力资本集聚是乡村内生性发展的核心动能。乡村振兴之难，在于人口结构失衡与人才生态断层的复合挑战。今天的乡村，既需要“懂土地”的守望者，让“田秀才”“土专家”的智慧点亮田野；也需要“懂世界”的开拓者，让“农创客”激活产业、“带货王”链接市场。要广开“才”路，抓好招才引智，打好“乡情牌”“乡愁牌”，想方设法优化农村发展条件，让有志于惠泽桑梓的人士回乡兴业，让渴望在乡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年轻人返乡创业，促进各路人才投身乡村振兴。须看到，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是家园建设的“天然主角”，要尊重其主人翁地位和创造能力，调动农民参与家园建设的积极性。

赓续文明“铸心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过程，也是一次乡村“文化自觉”的过程，是一场对优秀乡土文化的深情“寻根”与自信“焕新”。中国历史悠远的农耕文明、乡村星罗棋布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风雨兼程的历史见证，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力量源泉。繁荣乡村文化，需“内外兼修”：既要内部挖潜，发掘传统文化底蕴，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传统古村落保护，推动传统农耕文化载体活化利用，让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也要外部借力，用丰富、优质的“文化食粮”滋养心灵，以文明乡风建设纠治高额彩礼、人情攀比、大操大办、薄养厚葬等问题，让乡村充满“人情味”而不背“人情债”。唯有文化之根深扎沃土，乡村的精神脊梁才能挺立，乡村才能散发出由内而外的自信光芒。

厚植绿色“蓄内力”。当物质丰裕触发逆城市化心理机制时，乡村的生态环境与文化意蕴便升华为稀缺要素。现代化越往前走、物质生活越丰富，人民群众越喜欢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越向往远离喧嚣的田园宁静。要吸引人，就要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常态化、制度化提升村容村貌。值得注意的是，各地村庄格局风貌是历史上顺应地理、气候、人文条件延续而成的，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留住乡风乡韵乡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协同推进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与价值转化，以好山好水孕育好产品、滋养文旅康养新业态，吸引人们前来居住生活和就业创业，将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

建强组织“聚合力”。“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要看领头羊”，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神经中枢”和内生发展的“组织引擎”。基层党组织的强弱，直接关乎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因此，必须将战斗在最前沿的基层党组织，锻造成乡亲们心中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主心骨”。当前，部分农村党组织还存在组织不健全、力量薄弱等问题，有的乡村干部能力不足、担当不够，在基层“水土不服”。要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配强乡镇涉农服务力量，用好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这支“生力军”，持续为乡村治理“充电赋能”。

我们要建设的乡村，不是城市的“翻版”或“依附”，而是产业活、人气旺、组织强、生态优、文化兴的希望沃土。在这片土地上，产业生机勃发，人们富足安乐，文化传承绵延，每一份对故土的眷恋与梦想，都能在此找到安放与生长的土壤。这才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乡村作为“关键变量”所蕴含的磅礴伟力与深远价值。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2003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浙江省情农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从全省近4万个村庄中选择1万个左右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中心村建设成全面小康示范村，作出了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战略决策。

20多年久久为功，“千万工程”如一场深刻的“乡村革命”，不仅造就了浙江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更被当地农民群众誉为“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党和政府为农民办的最受欢迎、最为受益的一件实事”。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写入标题；202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提出推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走深走实，健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

“千万工程”何以具有如此磅礴的生命力？归根结底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可迁移、可复制、可迭代的乡村振兴“中国方案”。其伟大之处在于，始于但不止于人居环境整治，它由点及面、步步深入、持续升级，其变革之力穿透了人居环境整治的表层，深刻重塑了乡村的发展理念、产业结构、公共服务、治理方式以及城乡关系。它犹如一场成功的“未来乡村”预演，以浙江大地的生动实践，雄辩地回答了新时代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干什么、怎么干、靠谁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其科学性、系统性、人民性已经被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就是要结合本地实际，学好用好其中的精髓要义。

学什么？重点在于领悟其治理范式的“核心基因”与“方法宝库”。浙江推进“千万工程”，经历了示范引领、整体推进、深化提升、转型升级的演进，虽因地域差异呈现丰富样态，但渗透其中的理念和方法是一以贯之的。比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农民群众期盼中找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高位推动，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城乡发展和建设；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乡村富民产业；深化嵌入式党建引领，筑牢基层治理枢纽；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稳扎稳打、久久为功；等等。这些“金钥匙”既有价值高度，又有实招硬招，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库。

怎么学？关键在于“循证施策”与“精准破题”。面对中国农村千差万别的地理风貌、发展阶段与文化背景，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必须警惕两种倾向：一是“刻舟求剑”式照搬，即脱离实际搞“一刀切”，忽视本土特色与阶段差异；二是“望洋兴叹”式畏难，即困于财力物力不足，未战先怯，产生“学不了”的消极心态。走出这些认识误区，需要回到基层，问计于民。“千万工程”正是源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点滴实践。今天的学习和运用，同样要结合实际，深度调研，找准抓什么、明确怎么抓，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集中力量办成一批可感可及、温暖人心的实事，积小步为大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乡村全面振兴是一场关乎文明根脉、牵系“国之大者”的深刻变革，也是交织着产业升级、制度创新、文化传承、生态永续的交响曲，注定需要历史耐心与战略定力。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无数奋斗者正以汗水为墨、大地为卷、智慧为笔，努力描绘新时代的振兴画卷。一个不负期待的新“乡土中国”，必将带着丰收的希望与时代的荣光，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巍然崛起。

责任编辑：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