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技术应用与治理场景存在“水土不服”现象。硬件层面，东中西部、城乡间的网络覆盖不均衡，部分设备成本过高、环境适应性弱。不少软件设计带有“城市中心主义”倾向，未充分考虑农村人口结构与使用习惯。另外，部分干部存在“重建设轻维护”思维，使得数字平台沦为“摆设”。

其次，人才供给和治理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农村技术人才储备不足，基层干部在数据采集、分析和应用环节的专业能力不强，农民群众数字素养有待提升，存在不会用、不愿用等现象。同时，缺乏“懂农业、懂技术、懂治理”的复合型人才，制约数字技术向乡村治理场景的深度渗透。

再者，治理数据在部门间、层级间“条块分割”，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跨部门、跨层级共享机制，容易导致数据重复采集、多头管理、共享困难等问题。

最后，财政投入压力大、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低、金融支持不足，制约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性推进。

随着《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进入收官阶段，数字乡村建设已从基础设施覆盖阶段，全面转向“数据融通、场景赋能、效能提升”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深化发展，需以系统性思维破解技术适配不足、人才支撑薄弱、数据流通不畅等问题。

一是坚持技术供给“向下扎根”，让数字技术适配乡村肌理。在硬件配置上，针对偏远山区、丘陵地带等网络薄弱区域，补建基站、优化信号，研发推广低功耗、抗干扰、易安装的轻量化传感器和物联网终端，让数字硬件用得起、用得久。在软件服务上，推行大字体、高对比度、语音交互等适老化改造，消除老年群体“数字鸿沟”，聚焦村民急难愁盼，整合村务公开、矛盾纠纷上报、农产品产销对接、农技指导等核心功能，实现“一端通办、一屏全览”。同时，建立长效运维机制，确保设备坏了能及时修、需求改变了系统能持续升级。

二是坚持人才培育“内外并举”，强化数字治理人才支撑。一方面，通过职称评定倾斜、生活补贴、项目扶持等方式，吸引数字技术人才下乡创业就业；建立“数字技术服务乡村”结对机制，推动科技企业、科研院校组建专家团队，开展定向技术帮扶及项目合作。另一方面，针对基层干部开展数字治理能力专项培训，重点提升政策数字化解读、数据研判分析、线上服务统筹等能力；依托数智生活馆、农民夜校等载体，重点面向农村40至60岁群体开展智能手机应用、在线服务平台操作、短视频营销等实用技能培训。

三是坚持数据要素“破壁赋能”，推动数据流动共享。搭建一体化涉农数据共享平台，统一数据标准规范和接口协议，推动分散在公安、农业农村、民政、自然资源等部门的涉农数据“应通尽通、按需共享”。建立安全可控、权责清晰的数据共享使用制度，明确数据共享范围、使用权限和责任划分，让“沉睡的数据”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动能。

四是坚持资金保障“多元聚合”，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利益共享”的多元资金保障体系。强化政府资金的撬动作用，采用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方式，将资金投向核心场景与关键环节；鼓励社会资本通过PPP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推动金融机构创新专属产品与服务，降低乡村数字项目融资门槛和风险，形成“建设—运营—收益—再投入”的良性循环。

乡村治理数字化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治理理念和能力的系统性变革。只有政府、市场、村民等多方合力，不断破解技术、人才、数据、资金难题，才能让数字技术真正扎根乡村，让农业更高效、农村更宜居、农民更富裕，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跑出“数字加速度”。

（作者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黄天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