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逻辑

所谓历史逻辑，指党领导中国人民如何经过百年奋斗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历史全过程，包括其中的主要环节、主要阶段及其链接方式。

具体而论，为什么说“道路创新”构成了百年大党奋斗的主题和主线？首先，通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不仅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鲜明主题，而且是贯穿百年党史的主题，甚至是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至今180余年来中华民族迫切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只有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放在这一宏伟历史坐标上，才能真切地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并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独特贡献和伟大意义。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出场逻辑包括百年来的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追求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是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本身就包括了“打破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两个方面，包括要实现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三大历史任务。

最后，尽管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历程依然无比艰辛，尽管改革开放40多年来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才真正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最新阶段和集中表现，其探索却始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探索“走自己的路”，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现实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出场的时代语境与现实逻辑，就是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复兴全局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

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所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出场语境的现实逻辑，是因为这一大变局不仅仅表现为中美两个大国博弈过程中呈现的地位和力量的“东升西降”，而且是两个大国所领导的新旧全球化时代体系之间正在发生的大转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就在于以多元主体的价值—文明共同体建构来取代旧全球化时代造成的全球分裂。而中国崛起后所引领的新全球化时代体系，反过来更加强烈地呼唤和催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出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在成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其战略使命就是要让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那么，有两个问题必然要告知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怎样建设（开创、选择什么现代化道路）这一国家？对于前者，党的十九大已经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强国主要特征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在目标确定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概括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完整地解决了通向中国新现代性辉煌目标的切实道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逻辑

百年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之所以能开创这一新道路，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更具体地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行”。

作为新的思想指导、引领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核心是“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其出场史存在五个关键节点。在现代化道路指导思想上，马克思主义替代进化论，成为中国人民抛弃旧道路、开辟新道路的历史起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替代照搬照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成为成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思想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索“走自己的路”，反对苏联把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化、僵化教条化，继续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发展“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功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中国人民富起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典范。进入新时代，特别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我们既明确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新现代性目标，更进一步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与时俱进地具有新时代、新阶段形态。“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不仅摆脱了马克思批评的那种教条化“唯物史观西欧逻辑”的束缚，在更深层次上成为关于世界现代性道路的“马克思之问”和“列宁之问”的中国解答。

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中国逻辑

无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或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概念中有无“新”字，都有“中国式”，这就是“新”特征之根据所在，也是创造、走出这条道路的关键和灵魂。笔者认为，理解这一道路之“新”需要在以下五个坐标系或谱系的综合参照下才能加以把握。

第一坐标：超越与扬弃了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经典现代化道路。第二坐标：超越和扬弃了旧中国现代化老路。第三坐标：超越和扬弃苏联经典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第四坐标：超越和扬弃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基本照搬苏联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施的“老路”。第五坐标：超越和扬弃改革开放前端“杀出一条血路”“摸着石头过河”方式的道路探索坐标。

五、“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明逻辑

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什么说“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中有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需要深入阐释：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为一种现实的、实践的、必然的进程，究竟为何又具有了创造人类价值—文化—文明逻辑的意义进而能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二，在更深的方法论自觉意义上，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哲学表达，“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需要将这个问题转换为一个唯物史观的内在向度或功能问题（“问题中的哲学”转换为“哲学中的问题”）来加以考察：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总体规律为己任的唯物史观，内在地包含着价值—文化—文明逻辑（维度、规范或功能）吗？

从出场学或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视域出发来看，在交往实践“主体—客体—主体”结构中，多元主体和客体均为客观的、物质的存在要素，交往实践活动结果创造着现实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正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百年奋斗的实践中开拓创造的结果。这一道路开辟的进程不仅是人民改变自然客体的生产活动，而且是创造和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交往关系乃至于扩展为全球化体系）的活动。价值结构首先是客观的结构，而不是观念的结构。每一种道路的创造，因而也就包含着价值向度，进而升华为文化向度、文明向度。“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在现实层面上超越西方资本逻辑旧道路之时，就同时在价值向度上创造“共同富裕”“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新文明形态，就在“五位一体”文明层次上创造了超越资本现代化道路、超越全球霸权主义的旧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新文明。因此，其就必然经历正当性、合理性、合法化过程的考验。

（本文刊载于《阅江学刊》2022年第1期，作者系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苏州大学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

姜晓磊/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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