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风建设的顽疾，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和公信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中央八项规定为破题之举，开启了作风建设新篇章。然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顽固性和变异性，不断以新形态出现，必须深刻认识二者的区别与联系，精准施策、靶向治疗，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根本遵循，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直面挑战，认清新型样态

从传统上，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被视为两种不同的作风问题，但在实践中，二者已经相互交织、彼此强化，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形式主义的根源，形式主义则是官僚主义的必然产物。官僚主义的实质是只关心职位不关心工作，有权不担责；形式主义的核心则是注重表面不重视实效，讲究形式忽视内容。这种恶性循环使形式主义成为官僚主义者保住位子的最佳工具，而官僚主义者又成了形式主义滋长的坚强后盾。两者相互依存，共同损害政府工作的实际效能和公信力，已成为党的作风建设中亟须破解的难题。

官僚主义的新型样态。“笑面官僚主义”成为最具欺骗性的新形态，与传统“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不同，这种新型官僚主义披着服务外衣，表面笑容可掬、彬彬有礼，实则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这类干部善于设置“温柔陷阱”，通过繁复流程让群众疲于奔命。其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一是信息不透明，故意模糊处理标准和时限；二是糊弄应付，以“正在研究”“努力解决”等托词搪塞；三是推诿避责，在部门间“踢皮球”。这种“笑里藏刀”式官僚主义比传统形式更具欺骗性，群众往往被表面的亲和力迷惑，难以察觉其本质。

权力寻租呈现隐蔽化特征。一些干部将公权力视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但手段更加隐蔽。他们不再明目张胆“吃拿卡要”，而是通过设置不合理门槛、人为制造困难等方式，迫使群众寻求“特殊通道”。这种隐性权力寻租更难发现和查处。选择性作为成为新的避责方式。部分干部对上级交办、媒体关注的事项高度重视，对普通群众诉求则消极应对。这种“看人下菜碟”的做法，本质上是官本位思想作祟，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形式主义的多样化表现。“口号式形式主义”依然突出。一些干部陷入“只重传达不研究、只会表态不行动”的怪圈，把讲政治异化为喊口号，如秦岭违建问题中，相关责任人表态坚决，实际却阳奉阴违，导致“整而未治、禁而不绝”。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让党的决策部署悬空，严重影响政策落实效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愈演愈烈。过度留痕、机械打卡、强制点赞等做法，让电子政务异化为新负担。一些部门要求基层干部每天填报各类表格、上传工作照片等。这不仅占用大量工作时间，更让“指尖便民”变成“指尖负担”。

“政绩工程”屡禁不止。近年来各地出现的“一刀切”清理路边植被、花巨资安装电子屏制造繁荣假象、“堆盆景”等案例表明，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形式主义仍大量存在。这些违背规律、劳民伤财的做法，反映出部分干部存在严重的政绩焦虑。“材料政绩”成为懒政新招。一些地方和部门热衷于编造数据、美化报表，用“材料政绩”代替实际工作。年终总结报喜不报忧，工作汇报注水造假，让上级难以了解真实情况，影响科学决策。

溯本求源，深挖顽固根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顽固性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官僚主义作为一种治理异化现象，早已存在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黑格尔曾在分析国家机构运作时揭示：“以所有个体的特有利益为客体的司法，从前由于把法律知识淹没在渊博的学识和生疏的语言中，法律程序被蒙蔽在错综复杂的形式主义中，而变成了一种盈利和统治的工具。”马克思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当公共权力被视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时，官僚主义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官僚主义在中国有着悠久且深厚的社会历史土壤，“官本位”思想、等级观念等封建残余至今影响着一些干部的思想观念。毛泽东同志曾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历史沃土，揭开了官僚主义这一顽疾产生的历史根源：“(一)由于中国半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之传染。(二)由于农民散漫性的笼罩，缺乏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三)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只图一时便宜。”究其本质，官僚主义的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种思想让一些干部自认高人一等，脱离群众，把服务群众变成施舍恩惠。

在当代中国，世情、国情、党情、社情都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滋生土壤依旧长存。一是权力运行机制中的制度性惯性是其产生的源头所在。从历史维度看，官僚体制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具有其内在的运行逻辑和自我强化机制。作为构成官僚体制意志的执政个体，无法以一己之力对抗这一体制给予的巨大惯性。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尽管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和流程再造，但权力运行的某些固有特性，譬如层级传导、责任分割、程序刚性等，仍然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提供了生存空间。二是官员的私利驱动是其得以滋长的直接原因。从本质上来说，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在现实工作中，一些干部之所以热衷于“材料出政绩”“数字出政绩”，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做法能够在短期内展示“政绩”，为个人升迁提供了依据背书。这种个人的短期利益导向与国家的长期治理效能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内在动力机制。三是官员的认识偏差和能力不足是其产生的主观要素。一方面，一些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理解不深、践行不够，存在“官本位”思想，缺乏为人民特别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甚至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另一方面，面对复杂多变的治理环境和日益提高的治理要求，一些干部能力不足、本领恐慌，不得不依靠形式主义来掩盖自身能力短板。四是监督机制不健全是其顽固长存的滋润环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变异性，传统的监督手段往往难以有效识别和纠正。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基层的真实情况和群众的真实感受难以及时、准确地传递到决策层面，使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了可乘之机。

破立并举，推进作风建设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如同一面旗帜，引领着党风政风的深刻变革。面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顽固性和变异性，必须破立并举，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根本遵循，坚决铲除作风顽疾滋生的土壤，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向好、社风民风不断向善。

针对官僚主义的专项治理。一是建立权责清单，压实服务责任。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权力边界和责任清单，实行“首问负责制”和“限时办结制”。对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特别要打破“笑面”掩护，不能因为态度好就放松要求。二是完善群众评价机制，倒逼作风转变。建立以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的体系，定期开展政风行风评议。将群众投诉举报、满意度测评结果与干部考核任用挂钩，让群众成为作风建设的评判者和推动者。三是强化监督问责，形成震慑效应。综合运用巡视巡察、审计监督、社会监督等手段，及时发现和纠正官僚主义问题。对典型案例公开曝光，形成警示效应。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干部担当作为，但对懒政怠政行为要“零容忍”。四是推进简政放权，减少权力寻租空间。深化“放管服”改革，该下放的权力坚决下放，该取消的事项坚决取消。推行“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用制度和技术手段压缩自由裁量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针对形式主义的靶向整治。一是精简会议文件，切实减负增效。严控会议数量、规模和时长，能合并的坚决合并，能开视频会的不集中开会。精简文件篇幅，改进文风，力戒“穿靴戴帽”、冗长空洞。建立会议文件实效评估机制，对无实质内容的坚决取消。二是改革考核方式，树立实干导向。摒弃“唯数字论英雄”的考核方式，注重工作实效和群众获得感。减少不必要的“留痕”要求，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建立差异化考核体系，避免“一刀切”和层层加码。三是整治“指尖形式主义”，还干部群众清净。全面清理各类政务App和工作群，该合并的合并，该关停的关停。严禁强制要求群众下载使用，严禁通过App进行与工作无关的打卡、点赞。让信息技术真正成为提高效率的工具，而非增加负担的枷锁。四是建立负面清单，明确行为边界。列出形式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明确“不能这么干”的底线。如禁止临时造景应付检查、禁止编造数据虚报成绩、禁止以会议落实会议等。通过负面清单管理，让干部知道哪些“红线”不能碰。

强化源头治理的长效机制。一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正本清源。深入开展党性教育和宗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群众观。通过学习党史、重温入党誓词等方式，让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二是领导干部要带头示范，以上率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当好表率，坚决不搞形式主义、不搞官僚主义。建立领导干部作风建设责任制，对班子成员出现作风问题的，要追究主要领导责任。三是完善制度体系，扎紧笼子。建立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特别要堵塞制度漏洞，防止“钻空子”行为。同时要增强制度执行力，防止制度成为“稻草人”。四是营造良好氛围，凝聚整治合力。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及时曝光。同时要大力宣传务实担当的先进典型，营造崇尚实干、反对空谈的浓厚氛围。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虽然二者表现形式不同，但都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事业发展。必须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根本遵循，区分情况、精准施策，以钉钉子精神打好作风建设持久战。只有彻底铲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生存土壤，才能以优良作风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力量。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院长、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