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最能吃苦，最能忍耐，最晓得春夏秋冬。

一

1978年11月24号晚上，地处江淮分水岭脊背上的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在那间草屋里开的那个分田到户的“黑会”，给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撕开了一个缺口。多少年后，有人问起他们，当年为什么敢带那个头，18个人的回答一模一样：饿急了。

在中国搞农村政策研究的人都有一个本事，就是起名字。小岗村的分田到户不但被他们起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大包干”，还总结出了几句流传极广的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刻画了村支书田福堂的形象，他是地委书记的哥哥。到了1980年的春天，还站在台阶上给村民喊话，搞分田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反动，是要坐牢的。转过身去他又小声嘀咕了一句，都单干了，我们大队干部开会，谁给记工分？

小岗村为什么能够顺顺当当搞成分田到户，因为那18户都逃过荒要过饭，个个都是穷光蛋，躲还来不及，谁愿意招惹他们。再就是小岗村出过一个秀才，就在县委政策研究室，他回家看到村民过去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现在天不亮就下地了。他写调查报告往上送，一直送到省委大院里。刚从极度贫困的革命老区金寨县调研回来的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如获至宝，张口就说“地委同意你们先干三年，我同意你们先干五年。谁不叫你们干，你就问他有什么办法能让农民吃饱饭。”从此，“要吃米，找万里”在坊间流传开来。

土地改革最早从解放区开始，1946年5月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废除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到1952年底，全国大陆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全部完成，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无偿分到7亿亩土地，还有耕牛、农具、房屋、粮食等生产生活资料。

1953年开始，在农村实行合作化，农民带着自家的土地和农具参加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农民的土地逐步转为集体所有。

发端于小岗村的大包干，只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实行承包经营，还给农民的只是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所有权仍然归集体所有。所以农民不能买卖、不能转让、不能抵押。

农民家庭经营，很快就解决了饿肚子的问题。但人均只有一亩三分地，规模不经济，就不可能有规模经济。田里就那一点活，干完就没事了。农民开始成群结队离开乡村涌进城市。到了那里，他们才知道，在城里打一天工，比在乡里种一亩地挣钱。只是要吃常人没吃过的苦，受常人没受过的罪，顶着大太阳搬砖扛水泥，住工棚住地下室，零下十几度没暖气。城市的马路越修越宽、大楼越修越高，高速公路一直修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政策研究专家又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叫农民工。

允许农民到城里务工，和恢复高考、大包干一样，有同等重大意义。当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开头叫他们“盲流”。确实，只要一过了年，从大年初三开始，合肥胜利路火车站站前广场就人头攒动，到了后半夜，还是黑压压的一大片，有坐着的有躺着的，反正都是买不到火车票，要出去打工的农民。省委书记半夜到广场上看望农民，农民提出你给我买火车票，书记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我采访过一个农民。“到哪去打工？”“到南方。”“哪个城市？”“火车在哪停我就在哪下！”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最晓得季节的变换，此时此刻，他们最晓得，南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村里的能人走了，村里的发展咋办？安徽最先想出了一个办法，从机关单位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村里当书记。小岗村来的书记叫沈浩，是从省财政厅来的，当时小岗农民自己总结了一句话：一夜过了温饱线，二十年没进富裕门。沈浩可算找到了干事平台，一心一意领着农民奔小康，一干就是六年，最后累死在岗位上，成为“时代楷模”。和沈浩一样，在广西百色也有一位驻村第一书记，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法学硕士，名字叫黄文秀，因遭遇山洪以身殉职，被树为“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谁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农民务工收入占到全年总收入的7成，美其名曰：工资性收入。蛇皮袋变成了拉杆箱，乡村逐渐出现了一幢幢二层小楼，也有打工农民开着小车回家过年。

二

今天，熟悉“工农剪刀差”这个概念的人，已经不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一穷二白。为了快速发展城市和发展工业，通过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抬高工业品价格，依靠农业积累资金扶持城市和工业建设，一高一低两条曲线像一把剪刀，因此叫剪刀差。

用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把城乡区分开来。每个人民公社都设有粮站、食品站、供销社，农民种出的粮食卖给粮站，农民养的猪卖给食品站，经济作物卖给供销社，而且价格压得很低，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一个鸡蛋2分钱”。

农民买化肥、农药、农机、日用品、家电等工业产品，价格却很贵。长期不等价交换，农民持续吃亏，财富从农村单向流向城市、工业，造成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

不能再让农民受穷了。改革开放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一系列意在缩小剪刀差的政策相继出台，最大的举措是取消农业税。安徽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试验田。一位作家说过，安徽农民调查，就是中国农民调查。2000年首先在安徽试行农村税费改革，到后来统一取消农业税，江淮大地走过一段怎样的艰难历程。

我国最早的农业税（田赋），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鲁国，也就是公元前594年的初税亩。此前的井田制，公田产出归贵族，私田不征税。初税亩规定无论公田、私田，一律按实际亩数征收粮食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农业土地税，标志着农业税制度化的开端。此后，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田赋（农业税）一直是国家核心财政收入，从来没有变过。

到了公元2006年1月1日，全国取消农业税，延续2600年的中国最古老的农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而此前，从税费改革，到取消“三提五统”，到取消农业税附加，到取消农业特产税，到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上上下下，各种交锋，数不胜数。

“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取消农业税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搬掉了随意加重农民负担的“原始载体”。从大包干之后到2000年开始税费改革，大约二十年时间，乡村法定向农民收取的一笔钱叫“三提五统”。三提就是村提留（村级收），五统就是乡统筹（乡镇收），和农业税一起构成当年农民主要税负。虽然政策规定总额不得超过农民上一年人均纯收入的5%，但实际上远远不止，因为“人均纯收入”本身就是一个农民自己都不知道的“变量”。

所谓“三提”（村集体三项提留）：一是公积金，农田水利、修路、购置农机、集体生产建设；二是公益金，五保户供养、困难群众补助、村级医疗、文化福利；三是管理费，村干部工资、村委会办公开支。

所谓“五统”（乡镇五项统筹款）：一是乡村办学经费（教育附加），乡镇中小学校舍、教师补助；二是计划生育经费，计生宣传、节育服务、奖励补助；三是优抚经费，军烈属、伤残军人优待抚恤；四是民兵训练经费，乡镇民兵集训、装备开支；五是乡村道路建设费，乡镇公路修建养护。

2000年安徽趁着税费改革的机会，率先取消了“三提五统”。2003年全国铺开税费改革，全部停止收取。过往农民拖欠的“三提五统”欠款不再追缴。到2006年农业税全面废除，国家开始发放种粮补贴、农机补贴，实施“多予少取”，大幅缩小城乡差距。

“按下葫芦漂起瓢”。农产品如何成为商品，成为农民口袋里的钞票，首先就要保证运输畅通。但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公路“三乱”（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现象抬高了农副产品外运、农资运输成本，间接拉大工农剪刀差，加重农民、商户负担。

在媒体的强烈呼吁下，农产品全国绿色通道得以开通，特别是高速公路网的建立，“三乱”失去了生存条件，农产品运销成本大幅下降。此后，全国各地先后开展畅通农产品产销，发展乡村电商，支持“一村一品”，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严控农资价格，打击化肥、农药涨价；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均衡城乡资源等。安徽省委省政府连续三年给全省农民发公开信，把惠农政策明明白白告诉农民，目的就是防止基层打折扣。

三

乡村的三大功能：粮食、生态、文化传承。悠悠万事，吃饭为大。粮食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但粮食大县就是财政穷县，农民种粮不赚钱。这是一对不好解决的矛盾。时年76岁的安徽农业大学教授胡承霖不信这个理，他提出用提高单产的办法，实现产量增长农民增收。

时任分管农业的安徽省副省长赵树丛赞成胡教授的意见，他说，安徽省既要保证粮食总产500亿斤以上，又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在主攻单产上下功夫，在科学种田上做文章，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上抓投入。由此开启了“安徽小麦高产攻关”项目，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市场、着眼于基层、着眼于农民，让广大农民按市场需求进行粮食生产。

今天种粮大县财政补贴、大户农机补贴、农户良种补贴等政策，说白了就是把种粮补贴直接发给种粮农民，看似天经地义，其实经过几届政府的多轮调整，终于率先在安徽落地。将原来补给流通环节的粮食价格补贴，直接补到农民手里。这个所谓的流通环节就是当地的粮站。这篇连标题只有813个字的消息稿件，后来得了中国新闻奖。消息的导语是这样写的：金色的秋天是农民收获的季节。日前，从大包干故乡安徽滁州传来消息，该市所属的天长市、来安县的广大农民将直接拿到种粮补贴了，这标志着安徽省粮食补贴方式改革试点工作进入实施阶段。

补贴直接补给农民的同时，放开粮食收购价格，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国有粮站和其他个体粮食经营者公平进入市场，按市场价格收购农民生产的粮食。安徽省政府一位负责同志说，这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需要。

1985年的春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执行了31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被打破。其后，1992年、1998年、2001年又相继进行了三次“粮改”，其实都没有真正松手。这次粮食补贴方式改革中的“两个放开”，意味着中国粮食终于走向了市场化。这也是有史以来，中国农民第一次直接从国家财政拿到补贴。

“敞开不收购、顺价不销售、封闭不运行”的情况消失了。让农民感到高兴的是，可以自由销售自己生产的粮食了。这看上去何等简单的事情，却经历了18年不同寻常的改革历程。一位“三农”专家说，手中无粮心中发慌，是粮食市场一直无法彻底走向市场化的思想根源，过去喊破嗓子要求农民种粮，粮食多了又犯难，粮食少了又着急，真是左右为难。

农民说，过去种出来的粮食都要卖到粮站去，“大筛子”要过好几遍，还常常压级压价，真是又费力又受气。现在又拿补贴又省事，只要是好品种，粮贩子直接到田头来收，粮食装上车钞票就进了口袋。农民不种地干啥，谁愿意让好好的良田抛荒？

人们至今讲到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还称赞不已，说它为推动农村改革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份文件最大的特点，就是松绑，就是放开农民的手脚，就是“可以，可以，还可以”。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份文件的结构和主要内容，都是胡耀邦亲自谋划的。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还有基层干部对待农民，习惯性的思维是不准，不准，还不准。限贷、限购、限售、限量，很多政策农民根本不买账，最后不了了之。

有一个成语叫拒人于千里之外，形容态度傲慢地拒绝别人，毫无商量余地。这个典故出自《孟子·告子下》。我说有些地方拒猪于千里之外，就是态度傲慢地拒绝养猪，不让农民养猪，似乎也是毫无商量余地。有一个地级市一次性关停了80%以上的养猪场，甚至提出本市不养一头猪。

“猪粮安天下”的道理，大家都懂。就像人人都要吃饭一样，绝大多数的人天天都要吃肉，特别是猪肉。没有粮食就会天下大乱，试想，市场上没有猪肉，或者价格暴涨，会出现怎样的局面。这些地方的官员明明懂得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拒猪于千里之外呢？就是简单地、片面地理解生态优先，认为把猪场关了，就没有污染了，就不需要治理了，实际上是不作为的表现，是推卸环保责任，是对产业发展、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不负责任。

“粮不过百里，猪不过千里。”这是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基本规律，一旦违背了这个规律，就会亏本，就会出问题。大豆的教训已经够深刻了，生猪不能再走“大豆之路”了。

乡村的凋敝令人吃惊，“空心村”越来越多。笔者曾经采访过一个自然村，这个村子离省会主城区只有二十多公里，这里农民的生活与城市相比真是云泥之别。农民住在低矮潮湿的小屋里，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池塘，塘水浑浊不堪。他们每天大清早起来，用水桶挑水，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水缸。村里的路还是土路，一到下雨下雪，泥烂路滑，孩子们出村上学都很艰难。治安状况更是糟糕，农民介绍说，夜里小蟊贼骑着摩托车进村，专偷鸡鸭鹅，说是偷其实就是抢，农民听到声响不敢反抗，只好在屋里敲洗脸盆。

“人往城里走，钱往城里流”。是造成乡村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怎样才能让城里的钱往农村流呢？允许农民闲置住房进入市场，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路径。

亿万农民对建设和美乡村充满期待，对缩小城乡差距充满期待。乡村应该和城市处在平等的地位上，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融合、共同发展。就像一个人的头脑和心脏、胳膊和大腿，没有谁比谁更重要。应该说，人才互动，资金互流，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敢于打破一切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

四

令人不解的是，长期支持城市发展支持工业发展，给人们提供食物和生活所需的农民，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却被人瞧不起，甚至遭到歧视。更令人感到不能理解的是，少数干部对农民的感情越来越淡漠，在制定政策和处理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城市人和农村人区分开来，使农民不能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

2005年，在重庆市发生的三个女孩死于同一场车祸的惨剧，其中何源是农村户口，她家里得到的经济赔偿不及另外两个城市户口同学的一半。何源的父母承受着痛失爱女的巨大悲伤，死亡赔偿的悬殊，更使他们的心痛上加痛，也让广大农民感到心寒。2019年12月24日，《羊城晚报》刊发的头版头条《告别“同命不同价”》！这篇消息获得了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消息类一等奖，获奖理由是，该新闻事件意义重大，《羊城晚报》在全国报纸中率先报道了广东将告别“同命不同价”这一“走在全国前列”的重大事件，在记录广东平等保护城乡居民权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的同时，彰显了社会进步。

农民的辛勤劳作除了提供大量粮食以外，还为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料，为国家出口提供了大量的产品，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要说高楼大厦、道路桥梁的建设离不开农民，就是跟城里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早点、买菜、缝衣、修鞋、理发、保姆、病人护理、小时工、社区保安、城市垃圾清运等，哪一样离得开来自农村的农民呢！

还是要多聆听农民的诉求。2009年初春安徽遭遇大旱，2月2日省政府宣布抗旱一级响应，当天安徽省农机局出台农民购置抗旱机具补贴“三个不受限制”政策：一是农民购买抗旱机具不受目录限制，可根据实际需要购买机械并享受补贴；二是不受经销企业的限制，农民购买不是政府确定的经销商经销的抗旱机具同样享受补贴；三是不受原分配资金限制，各旱区农机局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补贴，不受额度限制，同时简化手续，农民随购随补。

这项特殊政策，实际上是给购机农民松绑。在17天的一级响应期间，安徽全省实际补贴农民购置抗旱保苗机具资金2563万元，按照25%的补贴比例倒推，农民购置抗旱机具总额超过1亿元。有媒体报道，在皖北采访时多次看到农民热购抗旱机具的场景，听到农民对“三个不受限制”的称赞。

安徽省农机局局长还为这项特殊政策总结出几个好处：一是农民购买农机方便了，需要什么型号就买什么型号，想在哪里买就在哪里买；二是农民买多少补多少，不受分配指标的限制；三是更切合实际，没有被国家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但又是抗旱急需的水管、柴油机等配套产品，纳入了抗旱机具补贴范围。

对于这项惠农政策，农民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要指定品牌，为什么要指定经销企业，为什么要搞那么多限制，售后服务谁来管？当然，有关部门会说出一大堆理由，可农民他就是不信。他就是期盼着，凭身份证购买什么牌子的农机具，都能得到补贴。农民就是要问你，特殊时期可以出台特殊政策，平时为什么不能？

推进劳动用工登记制度，加强对劳动用工的动态管理。以国有改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聘用人员、企业比较集中区域如开发区、工业园区为抓手，大力推进“签约参保”工作。但实际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农民讨薪甚至爬到楼顶上。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发布时间是2016年1月，核心举措：规范工资支付，按月足额发放；完善工资保证金、实名制、总包代发；政府投资项目不得拖欠工程款进而欠薪；健全劳动监察、仲裁、诉讼快速通道；压实地方政府属地管理责任，纳入政绩考核。《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2020年5月1日起实施，这两个文件的区别，前者是政策指导性文件，属于宏观治理方案，后者是行政法规，具备强制法律效力，有明确罚则，是执法直接依据。

除了拖欠农民工工资，有些地方为了所谓的“城市形象”，对进城卖瓜的瓜农下了逐客令。致使瓜农顶着烈日，或守在瓜田，或守在“划定”的城市郊外，兜售自己辛勤种植的西瓜。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还有政府工作人员说，划定禁区后西瓜涨价一毛多钱，瓜农得到了实惠。不要说实地进行调查，就是稍微有一点“三农”工作常识的人，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一头向瓜农压价，一头抬高市价，增加的利润都流进了中间环节，农民从哪里去得到实惠？由于进不了城，瓜农只能眼睁睁地任小商贩们宰割。

我们现在走进一座城市，习惯于看看道路宽不宽，楼房高不高，绿化怎么样，很少去体会一座城市的道德。一滴水见太阳。友善对待瓜农，其实就是一座城市的文明体现，更是一座城市的美德！

中国农民一辈子含辛茹苦，他们年轻的时候，或在田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或在城市的工地上背砖抬土，助推城市经济发展，他们年老的时候，回到了家乡，应该得到一定标准的养老待遇。大寨村党总支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郭凤莲，多年在全国两会持续为农民养老发声。

今年全国两会上，她建议把农村老人基础养老金提高到每月500元。她在调研中了解到，农村老人每月电费、取暖燃料、日常零碎开销就要近200元，现有养老金仅够覆盖基础杂费，根本无力保障吃饭、看病等基本生活。

郭凤莲说，老一辈农民长期交公粮、出义务工、支援国家工业化，付出巨大牺牲。年老后没有职工退休金，仅靠微薄养老金度日，城乡养老待遇差距过大，应当补齐历史亏欠，让农村老人活得体面、不用伸手向子女要钱。

她的建议引发全网热议，上亿网友共鸣，带动大批代表委员同步建言提高农民养老待遇，民政部、财政部专门对接听取基层代表意见。

（本文为作者的作品集序言，刊登时有删改）

责任编辑：何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