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浙江德清淡水珍珠复合养殖系统”中的渔民，以南宋时期发源于本地的珍珠养殖技术为基础，并将水域内的淡水鱼类、淡水育珠蚌类、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等进行有机结合，由此所形成的“上层育蚌、下层养鱼、底泥肥田”的立体养殖模式，既增强了水域自身与周围土地空间（耕地、林地）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效率，又有效保护了德清本地优质的湿地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由此延伸形成的渔文化和珍珠文化，也奠定了江南鱼米之乡的文化基因。这项以当地渔民的生产实践为核心的农业文化遗产，呈现出突出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价值和科技价值。

然而，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决定了其在保护与发展过程中承担着“双重压力”，既需要维持对传统物种资源、技术体系、社会组织和景观动态等核心保护要素的赓续传承，又必须通过提升经济效益和拓展生计模式等路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变迁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尤其作为遗产保护实践主体的小农户，在微观层面上可能面临有限的生产要素在种植、养殖等农业生产活动，与外出务工、乡村旅游接待等非农业生产活动之间的分配权衡。

以“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为例，过去10年间，完整保持畜牧养殖、作物种植和林果采集的农—林—牧复合经营的农户比例有所减少，劳动力重新配置尤为显著。青壮年劳动力从事乡村旅游等非农就业的比例大幅上升，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大多转向专业化、规模化的畜牧养殖。在宏观层面上，随着小农生计的多样化或专业化转型，乡村空间格局、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农地资源分布可能面临变迁或重构的挑战，但由此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家庭收入增加和社区组织网络优化等“正外部性”，也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因此，许多农业文化遗产地在实现遗产动态保护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小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路径，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产品和生计保障需求，并提升他们在气候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生计韧性。

一是通过建立社区参与式的遗产保护机制，提升小农户参与遗产保护实践的积极性。在“陕西佳县古枣园”，当地政府与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合作，以编制面向农民的泥河沟村史、建立泥河沟大讲堂，鼓励农民自发形成“枣乡青年协会”等途径，有效提升小农户的“话语权”，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返乡参与遗产保护实践，持续提升该系统的活态性。

二是基于直接的经济补贴、定期的技术培训和优势种质资源普及等途径，提高小农户自身的生产、经营和管理能力。在“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当地政府自2018年开始向农户定期提供种质资源和技术支持，并扶持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无公害农产品认定基地，逐步形成以香猪为主导，稻鱼、鸭、柑、油茶为特色，蔬菜、小香鸡等为辅助的产业发展思路，持续促进小农户在遗产保护实践中受益。

三是以龙头企业为依托，构建从初级生产、初级加工、精深加工、线上和线下销售、研学教育等在内的价值链体系，为小农户拓宽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方式，并提升其抵御风险的韧性。例如，在“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以“神栗集团”为代表的本地板栗加工企业，通过建立“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以及坚持高于区域平均水平的农户收购价格，有效保障了栗农收入的稳定增长，并为农户提供了生产之外的加工、销售就业岗位。同时，通过统一的技术规范和生产要求，保证了传统板栗品种、板栗林面积、复合经营模式等遗产核心保护要素的有序传承。

作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热点议题，探索遗产活态传承与乡村生计改善的协同发展路径，既需要跨学科、跨部门的多主体通力合作，也将作为实现农业文明赓续的关键突破口，持续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作者系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何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