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世界科技浪潮中的“位”与“为”

我们身处一个怎样的科技时代？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爆发，其规模之宏大、速度之迅猛，在人类科技史上前所未有。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电力、互联网分别用了约40年、50年和20年才实现规模化应用，而在今天，科技创新速度显著加快，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显著缩短。有观点认为，近年来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每3.4个月就会翻倍，远超长久以来由摩尔定律所规定的芯片性能提升速率。同时，颠覆性创新不再孤立发展，而是呈现集群涌现、交叉引爆的态势。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就涌现出大语言模型、多模态生成、智能体等数十种技术门类，形成互相嵌入的技术集群。更值得关注的是，从人工智能到量子计算，从生物制造到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之间深度交叉融合，不断催生出全新应用场景并反哺底层代码的技术迭代，持续推动颠覆性创新的链式引爆。

现在，科技正在全方位加速融入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用到教育就业，科技正在深刻重塑人们的生活、学习与工作方式。比如，移动支付已成为全民日常消费的标配，远程协同、云端协作不断成熟，线上办公逐渐成为职场主流形态之一。智能化工具打破传统课堂与书本的边界，从资源获取、知识梳理到个性化答疑，全方位重构学习的底层逻辑，推动教育模式迭代革新。曾被视作实验室里遥不可及的尖端技术，如今褪去高冷的科技光环，下沉到市井烟火的细微之处。小到日常购物出行，大到工业生产、城市运营，科技无处不在，在潜移默化中优化生活体验、丰富生活场景，为平凡日常增添不少新奇色彩，赋予工作生活更多现代气息。

时代变局之下，科技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赛场。面向未来布局的高科技产业具备无可比拟的先发优势，头部高科技企业依托技术专利、成本积累、用户黏性及政策资本加持等构筑壁垒，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最终呈现“强者恒强”的行业格局。不仅如此，一旦锁定技术路径和标准体系，这种技术优势还可能转化为竞争手段。比如，美国凭借在高端芯片、工业设计软件等领域的控制权，对中国实施芯片禁令；日本以其技术垄断全球近九成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及七成高纯度氟化氢，通过对韩国实施出口管制，使其半导体产业链遭受重大损失。可见，科技命脉只有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拥有发展的主动权。

回望历史，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之路并不平坦。新中国成立伊始，科技家底极其薄弱，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足足落下近百年的发展代差。毛泽东同志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艰难困境之中，我国科技人员喊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响亮口号，奋力取得了“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使我国迈入少数掌握核技术与航天技术的国家行列。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成为全民共识，我国科技发展迈入全面提速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确立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有力推进了科技自立自强。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中国科技实现了历史性的“位置之变”。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名提升至全球第10位，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和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排名世界第一。

如今中国科技所拥有的国际地位是在直面打压、突破封堵的过程中奋力拼来的，得来殊为不易。在这背后，既有新型举国体制凝聚起的攻坚力量，也有无数科研人员的咬紧牙关、舍命拼搏，还有全社会同心浇筑创新阵地，共同支撑起这场气壮山河的追赶与突围。比如，面对外部技术封锁带来的重重阻碍，我们强化顶层布局、锚定突围方向，通过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重组科学技术部、出台系列重磅政策，引领中国科技在战略博弈中笃定前行。又如，针对科技发展道路上的种种壁垒，我们以改革破局闯关，破除制约创新的藩篱，不断推动制度优势向科技竞争优势的落地转化。再如，我们统筹推进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通教育、科技、人才联动链路，加快实现三者协同赋能、良性循环，凝聚起协同奋进的合力，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由2012年近325万人年增至2025年795万人年，总量稳居世界前列。创新文化也在中华大地上蓬勃生长，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逐渐得以营造，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一极，成为前沿技术的重要策源地、科创要素的关键集聚地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广阔试验场。如今，我国基础前沿领域不断实现新突破，“中国天眼”、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等大国重器接连取得世界级发现，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量子计算原型机等原创性成果持续涌现，中国基础研究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贡献度显著提高。我国战略高技术领域核心自主可控能力也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在深海、深空、深地、深蓝等战略必争领域逐步突破技术封堵，“嫦娥”揽月、“蛟龙”深潜、“天问”探火等展现了中国人逐梦星辰大海的豪情壮志。创新也带来产业发展的快速突破，我国现有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50万家，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跃居世界首位。比如，C919大飞机实现商业飞行，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领跑全球，体现出创新成果正在快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新动能。

科技之位源于实干之为，创新之为托举大国之位。当然，科技发展不可能面面俱到，科技创新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与现实难题，锚定关键短板，立足现实刚需开展攻关，着眼长远做好前沿前瞻布局；“有所不为”，就要摒弃追逐短期收益的“短平快”粗放研发，杜绝低水平复刻、同质化“内卷”等无效创新，把宝贵的科研资源集中投向事关国运的战略性关键领域。

建设科技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萦绕百年的复兴夙愿。一代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薪火赓续，在科技求索路上殚精竭虑、倾尽心力。时代潮涌，“十五五”时期是我国科技大有可为的关键阶段，我们要锚定目标、抢抓机遇，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根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中锻造不可替代的核心技术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更多强劲创新动能。

推动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

“从0到1”的创新，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原始创新既可以是科学原理的首次揭示，如达尔文进化论首次揭示生物演化历程，彻底颠覆了人类对生命起源的认知；也可以是一次技术路线新的开拓，如尼克·何伦亚克另辟蹊径，利用半导体材料中电子与空穴复合时直接释放光子的原理，实现了LED“冷发光”；还可以是工程体系的颠覆性构建，如钱学森提出的工程控制论，推动了“两弹一星”工程的顺利实施，实现了从分散研制到系统集成的赶超跨越。可见，“从0到1”原始创新开辟新赛道、定义新规则或创造新可能，是一种决定性的突破。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原始创新作为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支撑。不同于跟随式、改良式创新，原始创新有望重构现有技术体系，从底层理论、核心原理上实现颠覆性突破，是破解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摆脱技术依附和路径依赖的关键密钥。原始创新还是培育新赛道、塑造新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深度、广度与长远潜力。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下，原始创新能力已成为衡量国家科技硬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指标之一。

虽然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原始创新的培育并非一蹴而就，其高度依赖长期稳定的科研投入、尊重规律的制度设计和崇尚深耕的创新生态。原始创新具有长周期、高不确定性、低即时产出的固有属性，更需要宽松包容的科研环境和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现在一些科研评价体系仍过度侧重短期量化指标和显性成果产出，容易使科研攻关偏向见效快、风险低的跟随式创新，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自由探索的空间。原始创新极少能在短时间内转化为市场价值，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淀才能实现产业转化，是“看似当下无用，实则长远大用”的研究。例如，詹姆斯·麦克斯韦在19世纪创立的电磁学基础理论，历经100多年的迭代，才逐步催生出电力、通信、电子信息等万亿元级产业体系。受各种因素影响，当下一些科研人员还存在急功近利的心态，沉下心深耕基础领域、潜心原创探索的定力还不够，全社会对于原始创新的理解、宽容和支持的共识性氛围也还有待进一步增强。

推动原始创新，需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积淀，科技创新只能停留在浅层迭代。“十五五”规划明确将“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作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任务，凸显了基础研究在科技强国建设中的战略地位。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为7.08%，创历史新高，但仍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国15%左右的占比，还要继续加大长期稳定支持力度。除了国家财政的支持，也需要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通过税收优惠、联合基金、社会捐赠等多元化机制，大力发展耐心资本与长期资本，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基础研究。同时，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加强基础学科建设，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

推动原始创新，需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实践证明，单一抓教育、孤立搞科技、片面引人才，都难以形成合力，也无法从根本上突破原始创新的发展瓶颈。教育为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源头知识供给，科技为教育改革和人才成长提供实践平台，人才为教育提质和科技进步提供智力支撑，三者内在统一、相互支撑，非一木所能独支，少一力则业难成。比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团队基于“科研课题就是教学作业、实验室也是大课堂”的思维，培养的近百位硕博士成为支撑“墨子号”“九章”等一系列原创成果诞生的科研骨干，这些科技成果又反过来助力教学过程。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还要增强系统观念，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推动原始创新，需要树立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需求导向。原始创新从来不是书斋里孤立的理论空想，产业发展的堵点、现实生产的难题恰恰是催生原创突破最鲜活的土壤。许多经得起市场和实践检验的原始创新，都是科研工作者盯着真问题、围着真需求啃硬骨头得来的。比如，福建农林大学林占熺教授直面菌菇种植中大量砍树、破坏山林的现实矛盾，扎根田间反复试验攻关菌草种植技术，用野草替代木材培育食用菌，既稳住菌农产业饭碗，又守住生态林地；清华大学宋成团队紧盯磁存储行业长期无法破解的材料融合难题，扎根实验室反复打磨，首创交错磁体，补齐了下一代高速存储技术短板。推进原始创新，要有敢闯敢试的劲头，敢碰前人没碰过的难题，琢磨别人不敢试的研究方向，大胆质疑、自由探索，这样才能产生独一无二的创新成果。

推动原始创新，需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原始创新投入周期长，前期难见显性收益，尤其需要持续性、规模化的研发资源保障。在市场主导的科研制度下，经费、项目、平台等资源容易流向见效快、易量化的应用型项目，原始创新可能会因资源供给不足、投入结构失衡的问题而难以深化。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通过制度调整优化资源分配逻辑，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统筹科研经费、社会资本、平台基地等各类创新要素，打破部门、地区、学科间的资源流动壁垒，把更多优质资源精准投向基础学科、冷门前沿和自由探索类研究，从资源供给端为原始创新提供坚实支撑。

推动原始创新，还要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创新生态。原始创新没有捷径可走、无现成路径可循，这是挺进“无人区”的探险，而且越是重大的突破，承担的风险越高，失败的概率也越大。比如，我国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创下亿摄氏度千秒量级运行的世界纪录，其成功的背后是上万次的失败和研发团队30多年的坚守。原始创新相关科研工作常被喻为坐“冷板凳”，这些探索者甚至自嘲为“孤独常败者”，我们应当为这些孤勇者甚至无名者多留一盏灯、多开一扇窗，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更实在的支持，共同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探索科学的边界，进而让科技更好地造福我们的未来生活。

如何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一跃”

技术创新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里，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到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比如，我国科研论文总产出常年稳居全球首位、高水平期刊发文数量连年领跑世界，但科研成果自我封闭循环还比较严重，长期存在的“堰塞湖”现象依然突出。有数据显示，一些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50%—70%，而我国这一比率仅在30%左右，尤其是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10.1%。一边是丰硕的科研成果，一边是迫切的产业升级需求，两者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现实阻碍之一。

科技成果转化“梗阻”是多重断层交织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存在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市场实际需求脱节导致的“价值断层”。这是由于概念验证环节缺失，成果未经有效技术验证和商业验证就匆忙推向市场，最终产品并不符合市场需求，导致成果“叫好不叫座”，科技成果转化由此陷入“死亡之谷”。另一个原因是技术、资本、人才、平台等要素无法有效对接与融合，造成了“协同断层”。由于创新主体间的目标错位、信息壁垒与中介服务缺位，手握技术的团队找不到合作门路，持有资本的机构难寻优质科创项目，协同成本居高不下，资源空转带来巨大浪费。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导致的“回报断层”。由于一些科研成果权属模糊，加之配套激励措施不健全，致使相关科研人员“不愿转、不敢转”，转化了也得不到实际经济回报。这些断层相互叠加，造成产业链和创新链上的堵塞，让许多本可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好成果，滞留在了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半路上。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核心动力，产业创新则为科技创新提供广阔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两者深度融合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产业竞争力，还能够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正是拉近科创与产业间的距离、实现双向融合的关键举措，这就需要健全完善的转化服务体系和制度供给来为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提供保障，推动科技成果真正实现“关键一跃”。

首先，构建企业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企业是创新与成果转化的核心主体。2025年，我国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超3/4，已占据研发主导地位；但同时，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54%，成果转化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要用好揭榜挂帅等攻关机制，推动企业、科研院所抱团破解产业实际难题。还要大力扶持企业牵头搭建创新联合体，放宽科研管理束缚、下放更多项目自主权。同时，要配套完善科技金融扶持政策，引入更多长线稳健的耐心资本，持续托举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其次，发挥概念验证的关键桥梁作用。概念验证是填补基础研究与产品开发间隙的关键环节，能在产业化前期验证技术可行性与商业化潜力，大幅降低投入风险，是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的重要支撑。目前，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已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产业园区布局专业化概念验证中心，提供种子资金、技术评估、原型制作、市场测试等“一站式”服务，帮助实验室把纸面技术打磨成能对接市场、落地投产的成熟产品。要培育专业技术经理人队伍，完善相关人才评价体系，通过税收优惠、风险补偿等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早期介入，构建完善的风险共担机制，提升概念验证项目成活率。

再次，打造关键共性技术平台，降低行业成果转化成本。共性技术处于竞争早期阶段，具有基础性、关联性等特点，单个企业不愿投、投不起，制约着整个行业的升级。依托龙头企业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打造开放共享的共性技术平台，如同为全行业修建公共创新基础设施，能够高效整合产业链资源，面向行业供给关键共性技术，大幅降低中小企业创新门槛。如依托中国中车集团建立的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通过市场化创新联合体为我国高铁产业持续领跑提供了行业技术支撑。要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布局具备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中试验证等服务能力的共性技术平台，积极探索“公司+联盟”等市场化非营利运营模式，推动平台高效、可持续服务产业发展。

最后，深化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让创新者真正得到实惠。对科技工作者来说，明晰的产权界定是核心激励，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就是要解开“产权之结”，落实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三权”改革。例如，华东师范大学推行职务科技成果100%全赋权机制，赋予科学家更大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使得2025年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达10.3亿元，较赋权改革前增长近150倍。要以更大力度推动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配套相应税收优惠，让科研人员“名利双收”。还要建立适配科技成果特征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完善作价投资股权单列管理制度，简化转化审批流程，建立尽职免责机制，解决科研人员后顾之忧。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有机融合，不只是简单技术落地，更要转变思路、理顺利益、完善整套创新制度。只有瞄准实实在在的产业价值，把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拧成一股绳，抱团推进科技创新，耐心扶持新技术从小样打磨到量产落地，才能打通创新堵点，让躺在论文、书本里的科研成果变成货架上的产品，形成科研促产业、产业养科研的良性循环，不断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

做好“人工智能+”的加法

从机器学习到多模态大模型，人工智能的每一次跨越，都是算法、算力、数据三大引擎协同驱动的结果。如今，算法突破认知瓶颈、算力筑牢智能底座、海量数据加速盘活，三者看似简单叠加，实则产生的是一种乘数裂变效应。人工智能以智能为支点，撬动各类生产要素非线性提质，这不只是单项技术革新，更是重塑生产力的系统性力量，在深度改造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同时，又催化生产关系适配调整，推动生产力升级与制度变革同向而行，持续释放澎湃发展动能。

人工智能的强大引擎作用，鲜活体现在其赋能各行各业的过程之中。过去的技术能解放人的体力，而人工智能还能解放人的脑力。它不仅是简单给某个行业添加新技术，更是打通从数据、信息到知识、决策的整套流程，从而盘活闲置资源，整合零散知识，极大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更多工厂从粗加工变成智能制造，农业从“靠天吃饭”走向“知天而作”，服务业也能跳出统一样板、实现按需定制。人工智能还改变了研发逻辑，使研发从不断试错摸索变成依托大数据预判和推演。

当前全球科技比拼日趋白热化，能不能用新一代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关系着能不能抓住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机遇。世界各国当前在技术上的比拼，除了竞赛单项技艺，还有用人工智能给各行各业换装升级的范围和速度。比如，美国砸下500亿美元攻坚高端芯片、搭建超算底座，以此支持智能制造、生物医药、航空等行业智能化改造；日本通过一系列合作计划深耕工业大模型，用智能改造工厂生产线；法国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融进高端医疗、汽车制造等实体经济。各国争相布局的背后，本质是靠人工智能盘活生产要素，破除传统产业低效困局，挖掘全新经济增长点。可见，人工智能不光是发展的“关键变量”，也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增量”。

比如，在科学研究领域，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知识生产方式，引领科研范式变革。人类处理海量参数的能力极为有限，大量知识发现长期依赖经验与试错，效率偏低，这是传统科研的一大瓶颈。人工智能将“在海量可能性中搜索最优解”的环节交给算法，知识生产从“人工试错”跃升到“算法筛选”“人机协同”。新兴的人工智能体工具更是让人工智能升级为自主研究者，这意味着人机分工已重构，人类负责提出问题，人工智能负责高效求解，“人机共创”的科研模式使“个人小作坊”升级为由基础大模型、科研智能体和自动化实验室构成的闭环体系。这场变革正从生命科学向材料学、物理学加速扩散，推动科学界迈进“AI科学家”时代。

比如，在社会治理领域，人工智能能够大幅提升城市治理效率。在传统城市治理中，由于工作人员有限、城市事务繁杂、各部门数据相互割裂等，很难摸清整体情况。城市中的海量数据分布在不同管理部门，使一件事流转很多层级，遇到问题时决策反应也比较迟缓，很多事情只能“事后补救”，很难提前排查隐患。如今，人工智能正在打破跨部门数据壁垒，依靠算法辅助科学决策，推动治理从靠经验判断转向靠数据说话、从被动处置转向提前预判。比如，浙江省杭州市依托城市大脑智能调控交通信号，城区通行效率提升约15%；上海市“一网统管”借助人工智能自动发现隐患，各类问题处置时间压缩到分钟级别。未来，随着数字孪生技术落地成熟，人工智能还能提前模拟政策实施效果，更好推动治理关口前移，实现“事前决策”。

比如，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正在打破地理阻隔，破解教育资源不均衡难题。传统教育采用标准化教学模式，统一进度很难适配每个学生的节奏，“优等生吃不饱”“后进生跟不上”是教学中的普遍痛点。借助人工智能，教育从“大水漫灌”转为“精准滴灌”，依托学情数据精准画像，为学生定制专属学习方案。202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对加快构建人机协同、虚实结合、泛在可及的智慧教育新形态作出部署，就是在推动智能技术与教育全要素融合、全过程贯通、全场景覆盖。从教育的本质来看，人工智能擅长标准化知识讲授、习题批改等程序性工作，无法完成品格熏陶、价值塑造、批判性思维启迪等情感价值类引导。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赋能，初衷绝不是用机器替代教师，而是依托人工智能承接机械重复的教学事务，激发教师活力和创造力，让教师回归育人本源，专注启发思维、呵护求知兴趣。

比如，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正在破解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难的行业痛点。受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影响，顶尖专家、先进技术大多集聚在大城市、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普遍缺名医、缺经验，老百姓小病也扎堆往大医院跑，这些进一步弱化了基层接诊能力，使其陷入恶性循环。人工智能通过算法萃取顶尖医师的成熟诊疗经验，以近乎零增成本把高水平诊疗能力复制下沉到乡镇卫生院，相当于给基层医生配上全天候在岗的咨询专家。比如，福建省松溪县推动县域全域人工智能辅助诊疗落地，覆盖2000余种常见病辅助诊断，诊断准确率突破95%。当然，人工智能虽然擅长标准化筛查、数据比对这类重复性工作，但“AI幻觉”等问题却可能导致人工智能“理直气壮”地给患者错误答案，致使病情贻误。医患情感沟通、人文关怀、复杂病情的综合研判与医学伦理抉择，依然离不开专业医师，只有把人工智能的效率优势和医者的人文优势融为一体，避免“机器包办诊疗”或“固守传统经验”两个极端，才能提供更精准、更温情的医疗服务。

人工智能遍地开花、深度赋能各行各业，越是发展提速，监管治理越要跟上。人工智能帮助千行百业降成本、提效率是实打实的好处，但技术大范围落地后，数据泄露、算法不公、隐私滥用等问题也会跟着成倍放大。技术更新速度很快，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天然存在滞后性，如果只管放开发展而疏于约束管控，短期或许增速亮眼，长期则容易乱象丛生，反倒拖累产业健康发展。因此，要一手抓创新应用，持续发挥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的价值；一手抓规范治理，划定数据使用、算法落地的红线，用制度管住潜在风险，实现发展和规范两手抓，推动“人工智能+”在安全框架下行稳致远。

平台经济如何创新和健康发展

提到“平台经济”，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这个概念，但提到网购、外卖等与吃穿住行用密切相关的平台，就都不陌生了。这些平台本身并不生产产品，而是可以促成买卖双方或多方供求之间的交易，仿佛一个高效的“数字中介”，撮合供需、降低交易成本。从更宽泛意义上讲，平台经济是一种新的组织方式、新的经济形态，具有汇集贸易、金融、物流、信息交易活动的服务功能和集散功能，从而形成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

早在1995年，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就提出过“平台”的概念，认为数字化就是提供信息传播和交流的平台，平台虽是虚拟的，人们却能真实感受到它的存在。2000年前后，国内互联网迎来首轮发展浪潮，各类门户网站纷纷涌现，拉开平台经济发展的序幕。2003年淘宝上线，电商模式正式站稳脚跟，这一年也被不少人视作“中国电子商务元年”。2007年前后，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初步形成行业头部格局，平台经济形态初现。2009—2014年，网约车、本地生活、短视频等新业态带动了平台经济的快速成长。2015年之后，平台经济逐渐从线上消费下沉，延伸赋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农业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向产业数字化跨界拓展。经过多年发展，2025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约13.1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6.1%，平台经济已然成长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枢纽。

平台经济为扩大需求提供了新空间。从市场经济规律来看，传统线下生意有着明显的局限性，门店固定、营业时间有限、流通渠道狭窄，属于典型的局部小市场，很容易出现“好货卖不出、好东西买不到”的供需错位，乡镇、农村等下沉市场大量消费需求长期被压制。而平台经济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束缚，凭借低成本、全覆盖、无间断运行的特点，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渠道，重构了商品交易和货品配置方式。2025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36.2%，不管是偏远乡村的农特产品，还是全国各地的优质商品，都能通过电商、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等快速对接市场，这就把传统市场中的潜在需求，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消费需求。

平台经济为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引擎。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核心生产要素，真实场景是技术落地的关键基础，而平台经济正是这二者的交汇点。各类互联网平台每天沉淀海量用户行为、交易、服务数据，积累了千万级的真实应用场景，形成了“市场需求指路、海量数据打磨、实景应用试用”的良性创新循环。头部平台每年投入百亿元资金攻关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核心技术，比如电商平台每秒钟数十万笔的交易峰值，直接推动云计算“弹性扩容”技术走向成熟。只有面向海量企业规模化开放，才能摊薄成本、兑现规模效益。平台把成熟精简的数字化工具与通用方案对外开放，既盘活自有技术资源，又让中小企业无须开展高额自研，低成本实现数字化改造。这套依托场景、紧跟市场的创新路径，压低了全行业创新成本，不断孕育各类新业态、新模式。

平台经济为就业创业提供新渠道。从劳动经济学角度来看，传统就业模式十分固化，大多是固定地点、固定时间的全职工作，对学历、地域、技能都有较高要求，很多闲散劳动力、空余劳动时间无法得到有效利用。而平台经济可以打破地域、学历、工时的刚性限制，形成多种低门槛、灵活化、轻量化的就业创业形态。比如，普通人只需一部手机，就能从事电商开店、同城配送、短视频创作、线上服务等各类工作。当前，我国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超8400万人，大量返乡青年、农村劳动力和高校毕业生，依托互联网平台就地创业、就近工作，有效盘活了劳动力资源，丰富了就业形态。

平台经济为公共服务提供新支撑。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服务客观存在优质资源集中于大城市、基层供给薄弱的结构性短板，城乡、区域服务差距较为突出。依托平台成熟的云端共享、智能匹配、大数据调度技术，平台数字赋能已延伸至精细化、智慧化的基层治理与民生服务领域。比如，各地借力平台数字化模式，落地智慧养老、基层人工智能辅助诊疗、乡村数字治理、社区便民调度等创新服务场景，全国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稳定在90%以上，社保业务线上办理占比超70%。同时，还有多地乡镇依托移动互联网平台，实现对独居老人智能巡查、便民服务一键预约、慢性病患者智能随访等精细化服务，逐渐补齐偏远地区公共服务短板。

平台经济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和乱象逐渐浮现。靠着网络聚集用户、越做越大的特点，头部平台很容易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继而利用手里的数据、算法和客源进行不正当竞争。比如，有的平台搞“二选一”，逼迫小商户在自己和其他平台之间作选择；默许直播间刷单造假，甚至出具不实检测报告；等等。此外，还有个别平台一心拼流量、扩规模，只顾提高订单抽成，却不愿在技术研发、服务升级上下功夫，导致用户隐私泄露、外卖骑手群体权益受损问题时有发生。以上种种，既损害了消费者、从业者和中小商家的利益，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资源分配，阻碍了平台经济自身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平台经济从无到有，道路越走越宽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平台经济大有可为。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从业者练好“内功”，努力破解“成长的烦恼”，紧盯底层关键技术，加大研发投入，靠创新发掘更多新机遇。同时，还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维护平台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努力扩大基于平台的新就业，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此外，要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投资准入、新技术新业务安全评估等政策，健全透明、可预期的常态化监管制度，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牢牢掌握科技命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大国发展的立身之本与制胜之基。科技创新关乎国家大局，也惠及亿万民生，唯有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攥在手中，持续加强原始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才能让科技创新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充沛动能，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转化为丰厚的民生福祉，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源源不竭的科技力量。

责任编辑：胡伟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