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能农业农村要素流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根本改变。新型城镇化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拉动作用不仅体现为城市的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向农村流入，还在于数字技术、现代商业模式等正在加速向农村渗透。

打造就地就业新沃土，丰富人才由城入乡平台。乡村承载着大量人口，乡村能否振兴直接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水平。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处在增速换挡、质量提升的关键期。城镇化的上半场打通了农民进城务工通道，但人口长期外流也导致乡村建设发展缺乏必要的人力资源支撑。面对城镇化放缓与人口总量下降的新压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就业，着重引导外出人才返乡、城市人才下乡创业”。因此，挖掘乡村建设与治理中的就业潜力，确保农民工回得来、有岗位，激励各类人才下乡创业和服务，是城镇化下半场的着力点。

搭建资源下沉新桥梁，打通城乡市场衔接渠道。乡村既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又是巨大的要素市场，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快速发展并向乡村广泛渗透。数字技术深刻改变着城乡互动模式，促进要素在城乡间顺畅流通。这座在城乡间搭建起来的“数字桥梁”能够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重要动能。推动数据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能够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向乡村汇聚，优化农业要素配置路径与效率。高效的信息流通和精准的数据支持有利于补齐农村现代物流短板，完善城乡农产品物流体系与骨干网络，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最先一公里”，实现供需有效对接。

探索要素聚合新业态，释放城乡价值转化潜能。随着城市资本和现代商业模式的引入，“村咖”、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在村入村”创业就业成为新潮流。与此同时，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开放协同、要素富集的产业生态和创新网络加速构建，创业者和企业之间的知识共享与跨界合作持续深化。正是这种要素的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持续推动传统方式与现代模式深度融合，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了持久动力，也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新路径。

推动农业农村产业转型

随着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城乡融合的深化，农业产业内涵正被重新定义。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围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作出具体部署。《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党中央对当前农业发展形势的精准把握，为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培育科技农业增长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现阶段，我国粮食供需总体紧平衡的格局没有改变，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具有现实必要性和时间紧迫性。新型城镇化正逐渐成为驱动农业结构转型、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一方面，通过引入前沿生产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能够为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奠定良好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创新协作范式、完善社会保障，能够避免劳动力资源错配，从而有效激发农业新质生产力潜能。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在实践中既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开辟新领域新赛道，促进数字技术与现代农业全面融合，又要坚持新旧一体、有序转换，统筹推进农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城乡融合中持续缩小发展差距。

提升绿色农业承载力，守护城乡居民美好生活。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客观要求。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环境规制力度不断增强，绿色高效生产技术向农村转移，有力促进了农地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生产，有效提高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随着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加快，农业的生态涵养、休闲观光等功能愈发凸显。新型城镇化能够为农产品流通持续注入活力，促进农产品供给提档升级，为满足人民的绿色优质农产品需求提供坚实保障。

延伸质量农业价值链，促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主要承担着为城市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职能，这导致乡村产业链条较短、产品附加值不高。新型城镇化正是打破这一局面的关键所在。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市场需求和消费升级有利于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和农产品附加值提升。在纵向延伸上，通过引导城市的先进技术、资本与管理模式向乡村有序流动，将现代服务体系深度嵌入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可以加快优化农业产业链分工，向前端延伸带动农户建设原料基地，向后端延伸拓展加工环节，从而实现农产品附加值提升。在横向延展上，依托优势资源和帮扶产业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以产业协同发展为路径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可以推动农产品多元化开发、多层次利用、多环节增值，加快形成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擦亮品牌农业金名片，发挥以城带乡致富效能。品牌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象征，是农产品品质和信誉的体现。发展品牌农业，助力农村实现从“卖资源”到“卖品牌”，是提升农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新型城镇化能够引导劳动力丰富和区位便利的乡村发挥要素成本优势，引进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技术实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和龙头企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链主”企业和龙头企业依托市场和运营优势，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品牌产品线，能够带动中小经营主体融入品牌体系，构建群雁齐飞的格局。

优化农业农村空间布局

没有脱离乡的城，也没有脱离城的乡。乡村与城镇是具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二者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需进一步优化城乡空间格局，特别是统筹优化乡村国土空间布局，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加快乡村振兴片区化，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国土空间布局关乎国家战略全局。既要严守耕地红线，又要立足乡村发展规律与现实需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切实将生态振兴摆在乡村振兴的突出位置。推进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实现生态产品供需有效对接，带动农村人口就近就地致富，塑造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的城乡空间发展格局。优化乡村国土空间布局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统筹做好“人”的文章。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能够有效吸纳农业转移人口，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腾出更大空间，同时增强公共资源与人口分布的空间适应性，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

加强县域治理体系化，分类保障乡村发展用地。协同推进县域国土空间治理，坚持全域规划、全域设计、全域整治，推动从“分散治理”向“空间统筹”转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县域作为“城尾乡头”，是城乡融合空间治理的基本单元，发挥着连接城乡两端的枢纽作用。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强化县域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对于更好统筹县城、乡镇、村庄规划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优化农业、生态、城镇等各类空间布局，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以新型城镇化和主体功能区战略为引领，推动中心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向周边小城镇和乡村地区延伸，有序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有利于因地制宜优化农村区域布局。

加深空间布局协同化，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十五五”时期，必须全面激活县域的枢纽功能，通盘考虑城乡空间规划，推动“非城即乡”的二元结构转向“亦城亦乡”的融合形态。在新型城镇化的引领下，通过科学的空间治理，县域能够整合形成多极带动、各具特色、多点支撑的城乡融合格局。一方面，通过明确“县—乡—村”的功能分工，避免“多头分食”与“资源内耗”，各地区可精准结合自身优势量体裁衣。另一方面，县域作为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战场，通过打造以县为枢纽、乡为节点、村为基础的城乡公共服务平台，能够有效强化县域的综合服务能力。

引导农业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农村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农民利益诉求逐渐多元，这对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创新乡村治理模式，让乡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破解治理体制碎片化，推动政策系统集成创新。当前，我国正处在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关键阶段，亟须从单点突破的初级驱动转为政策集成的高级赋能。一方面，针对当前乡村治理实践碎片化、部门条块分割的问题，新型城镇化能够通过建立部门间统筹协调机制，构建新型多中心协同治理形态，借助政策工具系统集成推出可产生乘数效应的“改革组合拳”，以顶层设计的整体性破解这一问题。另一方面，“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新型城镇化高度重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通过健全“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支持农民群众多渠道参与村级议事协商，探索多元治理的新型机制，以协同高效的系统性突破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

落实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依托。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服务供需不匹配的问题更加凸显。面对城乡在发展“软环境”上的差距，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加强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的统筹规划，为城乡居民提供标准统一、制度并轨、基本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实现规模效应与范围效应；有利于引导城市优质公共资源以公益共建等方式向乡村辐射，加快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有利于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逐步实现城乡网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注重治理模式差异化，营造城乡协同共治生态。由于发展程度与地方文化的差异，不同地区乡村治理的客观条件不一，乡村治理难以形成普遍适用的模式。因此，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须注重农村的地区差异，通过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推动治理模式创新，探索适合本地区的乡村治理模式，全方位、深层次打造具有地区特色的乡村治理生态。在治理资源上，新型城镇化能够为乡村治理提供可借鉴的城市治理经验与技术，有效缩短探索周期，提高乡村治理实效。在治理模式上，新型城镇化能够推动乡村治理超越单一村庄范畴，破除“就村治村”的传统模式，创新构建乡村治理效能评价指标体系，以更加有效的评价体系为引导，加快补齐乡村治理中的短板。（《前线》2026年第11期）

（作者李甜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可云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前线》2026年第11期

责任编辑：赵晨蕊 白延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