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

技术创新的涌现并非随机事件，而是源于知识生产体系的长期积累，基础研究正是这一积累过程的核心载体。纵观世界科技发展史，几乎所有重大技术突破都根植于长期积累的深厚基础研究：没有量子力学的理论突破，就不会有半导体技术和现代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没有分子生物学的重大进展，就不会有基因编辑和精准医疗的突飞猛进；没有数学领域的长久积累，就不会有数智时代的算法革命。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实力已实现整体性跃升。目前，我国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九位，2025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超过3.9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2.8%，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我国在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领域已经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这些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创新的有生力量。然而，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反映出国家创新系统结构性转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基础研究是一国创新体系的深层根基。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是赢得未来竞争的战略选择。基础研究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大、投入高等特点，需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朝令夕改，不能期望立竿见影、毕其功于一役。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研究选题往往囿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知识逻辑，与产业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脱节。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正是要将未来产业发展中面临的原理性、基础性难题凝练为重大科学问题，使基础研究在使命导向下持续创造原创性、引领性成果。

实现这一转型，需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等战略科技载体的作用，加强基础共性技术供给。这些战略科技载体要直面产业端的底层技术挑战，将高端芯片、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分解为可攻关的基础理论课题；通过设立联合基金、产业命题等方式，引导科研力量向产业创新的源头汇聚，力求从根本上扭转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偏低、产业回应力不足的局面。

在组织形态上，应构建“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的前沿研究矩阵。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领域，实施一批具有战略牵引力的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在任务导向上实现“需求侧出题、供给侧揭榜”的良性互动。同时，深化科研评价改革，将解决产业共性基础问题的实际贡献纳入评价维度，破除“四唯”倾向，建立以创新价值与贡献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使科研人员的激励结构与产业出题的战略方向相容。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研究矩阵，打造梯次接续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不仅是科学探索的工具，更是吸引和凝聚顶尖人才的核心平台，对原始创新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通过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多方资源，推动跨学科、跨领域协作，形成基础研究的协同创新网络，提升原创性成果的产出效率，为未来产业发展筑牢自主知识体系根基。

以超常规举措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从宏观数据看，我国已构筑起庞大的创新资源底座。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29.2万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内有效发明专利达到153.4万件，占高价值发明专利总量的比重保持在七成左右。目前，我国拥有全球约60%的人工智能专利、约2/3机器人相关专利；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达553万件，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这些数字彰显了我国作为全球创新引擎的澎湃动力，表明我国的创新结构正在发生质的飞跃，创新资源正加速向未来产业集聚。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6G等未来产业，我国已超前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这些前沿领域的专利储备，不仅是技术实力的证明，更是我们在新一轮全球产业洗牌中抢占发展制高点、掌握竞争主动权的战略筹码。

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安全的命脉所系。当前，我国在高端芯片、基础操作系统、高端传感器、航空发动机、关键材料等领域面临的“卡脖子”困境，实质上是产业端提出的最紧迫考题。按照“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的要求，必须将产业界的痛点和瓶颈精准凝练为技术攻坚清单，以“揭榜挂帅”等新型机制，打破按部就班的线性推进模式，实行“赛马制”等制度，让真正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主体脱颖而出，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无缝衔接。

面对外部技术封锁与时间窗口收窄的双重压力，必须实施超常规的饱和式攻坚。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统筹下，集中优势资源投向上述关键领域，实现从基础研究到产品迭代的全链条保障。在此过程中，知识产权不应停留于保护成果的法律工具层面，而应前置到产业出题与技术攻关的接口——通过专利导航精准识别技术空白与侵权风险，在“揭榜”之初就明确权属与利益分配，使攻关成果能够迅速形成高价值专利组合，构建抵御风险的产业“护城河”。面对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的迅猛发展，传统的知识产权规则体系往往存在制度滞后问题。应在前瞻视野下完善新兴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持续探索数据知识产权、算法专利等新型客体的保护规则，并超前布局未来产业的专利转化与产业化机制。

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

科技成果转化是连接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桥梁，是将前沿技术转化为未来产业发展动能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需持续加强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要加快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强化产业协同”要求，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实现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产业出题”决定了科技答题的终点不是论文与样品，而是生产线上可规模化的现实生产力。2025年我国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54%，这说明还有一大批专利有待从“书架”走向“货架”、在实际应用中得到检验。当前，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的核心症结在于中试环节的薄弱。这一环节投资大、风险高、不确定性强，可谓是从实验室向生产线转化的“死亡之谷”，是横亘在知识生产体系与产业应用体系之间的“鸿沟”。亟待通过培育耐心资本和中试平台支撑长期技术转化，助力我国在未来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应瞄准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依托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领军企业，布局一批专业化、开放型的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熟化基地，为科研成果提供工艺验证、小批量试制和规模化模拟服务，降低跨过“死亡之谷”的制度性成本。例如，在区域性科创中心和未来产业集群建设中试基地，配备专业的中试设备与技术人员，为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提供中试服务；设立概念验证中心，对科研成果的技术可行性、市场前景进行验证评估，帮助科研团队优化技术方案，让科研成果能够顺利跨过“死亡之谷”这道坎。同时，完善中试风险多元分担机制，引入科技保险、政策担保等工具，激活企业投入中试的内生动力。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必须对知识产权管理模式进行深层变革。应健全市场导向的存量专利筛选评价机制，引入技术转移专员、专利代理师与行业专家共同参与的多元评估体系，从技术成熟度、市场前景、法律稳定性等多维度对存量专利进行系统性“体检”，将真正具备产业化潜力的专利筛选出来。通过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技术交易服务平台等渠道，建立以产业化前景评价为核心的存量专利筛选与推送机制，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使实验室里的“知产”真正转化为产业线上的“资产”。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三个环节的有效衔接，有赖于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新型举国体制并非传统计划经济下资源集中调配方式的简单复制，而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应对重大挑战、抢占科技制高点而形成的一种协同创新的新体制。这一体制能够将有限的创新资源精准投放到最紧要的战略领域，在关键领域和关键时刻形成非对称的竞争优势。杂交水稻、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高速铁路、5G通信、新能源产业等重大科技成就，无不印证了这一体制的显著优势。

“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的有效运转，有赖于新型举国体制的整体性赋能。新型举国体制的本质，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深度耦合，其核心在于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整合为以使命为导向的协同创新网络。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就是要推动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形成定位清晰、优势互补、协同作战的“联合舰队”，使产业出题能够迅速传导至各创新单元，科技答题能够集成多方优势力量形成合力。

在新型举国体制下，知识产权不再是单纯的市场竞争工具和法律保护手段，而是连接国家创新资源、激活微观主体活力、导航技术方向、护航产业安全的战略性纽带。通过一体推进重点产业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专利池和运营中心建设，可将产业链上下游分散的专利资源聚合为集团化竞争力量，实现标准与专利的深度协同，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规则优势，实现“强链增效”的战略目标。例如，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组建由整车企业、电池企业、科研机构组成的创新联合体，整合专利资源，制定行业标准，共同攻克电池能量密度、充电速度等关键技术，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要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涵盖专利导航、质押融资、快速维权等的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包，使产业微观主体能够充分释放创新活力。

“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是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也是新型举国体制下协同创新的重要体现。在这一闭环中，知识产权发挥着“导航仪”功能：产业界通过专利导航精准识别技术空白和侵权风险，明确技术攻关方向；科技界则以高价值专利组合作为回应，交付具有商业前景的硬核技术成果。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发挥引导协调作用，搭建产学研对接平台，完善专利导航服务体系，推动专利信息共享，为产学研深度融合提供保障。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朱蕾